吃鱼和吃离
父母生养了我们姊妹五个，唯独我是个男丁。
性别原本是撞大运的事儿，却偏偏成全了我，被我摊上了。所以，与生俱来的优势令我在家里的地位陡增。父亲表现得还差一点，毕竟是*干部，懂得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，没有明显的流露出偏袒的痕迹。当然，他骨子里想什么我是很清楚的。母亲就不同了，母亲是个文盲，仅仅上过几天的扫盲班，受教育机会十分有限，脑子里传统观念不是三言五语就可以打发的。而且直率的性格释然，重男轻女的意识表现得更直白更无所顾忌。
这里所说的偏袒是文辞，那时的小孩子还不懂是什么意思。但孩子们知道并会说“偏向”。每每我受到母亲特殊关照的时候，大妹就会脱口而出：妈偏向，妈偏向，我不乐意！
大妹从小就不是个省油的灯，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。上小学的时候，曾因为一件小事和老师顶嘴，受到老师严厉批评。但是她宁死不屈，和老师做坚决的斗争，毫不让步。获得了老师一句“你是刘胡兰啊”的中肯评价。
其实大妹的倔强都是承袭了母亲的基因。所以，尽管大妹屡屡表现出不平，母亲并不在意，甚至是不屑一顾的，还很无理地斥责说：“你哥是要接咱们家户口本的，知道吗？有能耐你当初也托生个男的啊！”
关于重新托生这件事儿，大妹深知没有半点的可行性，只好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。恨恨的对妈说：“前院赵奶奶说了，惯子如杀父。你就惯着他吧，早晚把哥惯成个什么都不是的垃圾！”
赵奶奶是我们家那一带著名的讲古高手兼演说家，邻里们都把她的语录视为金科玉律。
其实我挺同情大妹的。猜想父母在生了两个姐姐之后，原计划是想再生两个男孩的。谁曾想生育计划是天下很不靠谱的马歇尔计划，大妹横空出世之后，我可以想象得到父母情绪上的极度失落，那种失落或多或少的转化成一点对老天的不平或嗔恨，然后再把那点怨怼发泄到无辜的大妹身上。
好在大妹性格倔强，不甘承受一点委屈。于是，母亲的每一次责骂甚至是动用肢体语言，都会被大妹铜墙铁壁般的坚定而反弹回去。
感觉小妹还很乖巧。
因为她是家里很小的。母亲在生下她之后，彻底断绝了再生一个男孩的念头。所以她就成了家里的老疙瘩。
老疙瘩在家里一般也能享受到到特殊照顾。因为她很小，有着天生的娇气，哥哥姐姐们都不好意思欺负她，更多的时候还要尽量的哄着她玩。
至此，家里姊妹待遇的排序是：我、小妹、大妹、两个姐姐。
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家里炖鱼。难得改善一次生活，为了避免孩子们吃饭时打架。母亲给我和两个妹妹面前分别放一个盘子（那时两个姐姐已经作为知青下乡）。每个盘子放一条小鱼。等到开始动筷子的时候，我和小妹三下五除二的就把自己盘子里的鱼吃掉，而大妹盘子里的鱼仅吃了不到三分之一。
这时母亲就对大妹发话了：“你哥和你妹还没吃完饭，把你的鱼分给他们一点吧！”
大妹明明一肚子的不情愿，但深知自己的家庭地位，只好忍气吞声地把鱼又分给了我和小妹一点。我和小妹则厚颜无耻地把额外获得的鱼肉吃掉。
可恨的是大妹一点都不长记性。下次吃鱼仍旧是慢吞吞的，结果我和小妹会故伎重演，分鱼的故事则会一直延续下去。
后来我们兄妹就慢慢长大了。
所幸我并没有如大妹所预言的那样，被母亲惯成了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废物。等到懂事后，我会经常帮父母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。比如冬天里刨冰冻的黄土（掺在煤里可以节省煤炭，耐烧）、和煤、劈柴（引火用）、去粮店买粮等。当时干得很多的活计就是担水。
当时县城的自来水都需要去集中供水的水楼子去担。离我们家很近的水楼子约有一百米，夏天还好说，冬天担水就特别困难。水楼子附近都是冰，像一个开阔的溜冰场，一不小心就会摔个四面朝天。水管子还经常挨冻，不出水的时候还要自带一壶开水去浇。我的个子又矮，每次担水都要把两头的扁担钩在扁担上绕一圈，不然水桶就会拖地而担不起来。
家里外屋地放置的水缸是很大号的，每次担水至少要来回四趟才能把缸填满。
母亲虽然可怜我的小身板，但是父亲工作实在太忙，很多时候无暇估计家里，只能忍痛让我来承担这些男主人应做的家务活。
大妹是刀子嘴豆腐心。每每看到我累得龇牙咧嘴满头大汗的干活儿时，都会侠肝义胆般的伸出手来帮我一把。在我们一起干活的瞬间，那种同胞兄妹的亲情则显得弥足珍贵，所有的积怨会立刻烟消云散。
当然，母亲绝不会让我白做，总会背着妹妹们偷偷的塞给我几块糖果，一个火烧之类的。为了避免我和妹妹以及她们和母亲之间的矛盾，我会狼吞虎咽风卷残云般的把嚼物消灭掉，不留一点蛛丝马迹。
记得是一个夏天，我放学回家后发现家里没人，用钥匙打开门后，见八仙桌上放高粱米的笸箩里有着一个大大的鸭梨，这可是那个年代极为少见的稀罕嚼物。旁边还有一个纸条，歪歪斜斜的点划一看就是母亲的手迹。上面写道：“儿子，你把离吃。”
我不禁哑言失笑。母亲写错别字是经常性的。此离即彼梨也！
很多年过去了，吃离的故事我仍会时常想起。每次想起，都似乎能感觉到母亲就站在我的身后，粘稠的目光像一块补丁般粘在我的背上。
（首发江山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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